習近平總書記強調：“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，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。”農村基層治理作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維度，既是鞏固黨的執政根基的基本環節，也是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基礎保障。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，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，提升社會治理效能。黨建引領不僅是提升基層治理效能的必然選擇，更是強化基層政權建設、推動農村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根本遵循。當前，農村社會正經歷深刻變革，城鄉融合發展加速了人口與資源的雙向流動，農民主體意識日益覺醒，數字技術深刻重塑治理生態。在此背景下，黨建引領農村基層治理需立足全局性、前瞻性視角，系統謀劃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轉型。

黨建引領農村基層治理現代化的目標定位

農村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“神經末梢”，其效能直接關系社會穩定與長治久安。面對城鄉結構轉型、利益訴求分化、治理場景復雜化等諸多矛盾，黨建引領需從頂層設計層面明確其目標定位，將政治引領、資源整合、制度保障有機統一，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鄉村治理模式。

強化政治引領功能。黨組織的領導核心作用是鄉村治理現代化最根本的政治保障。新時代鄉村治理不僅需要解決具體問題，更需要在復雜社會環境中增強黨的執政基礎。通過完善“鄉鎮黨委―村級黨組織―網格黨小組”三級組織架構，實現黨的組織覆蓋與工作覆蓋向新型農業經營主體、社會組織等新興領域延伸，形成全域覆蓋、上下貫通的治理網絡。此外，通過整合村級黨組織、村民委員會、集體經濟組織等力量，構建“一核多元”治理體系，打破“條塊分割”的職能壁壘。

錨定人民中心立場。鄉村治理的本質是服務于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，核心在于實現“農民主體性”與“治理有效性”的統一。黨建引領需始終將農民的主體性置于首位，通過制度化渠道構建民意表達、利益協調、矛盾化解的閉環機制。一方面，完善村民議事會、民主懇談會等議事協商平臺，拓寬農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渠道；另一方面，通過政策引導激發農民內生動力，使其從“被動接受者”轉變為“主動參與者”。但需要警惕形式主義傾向，避免將群眾參與簡化為程序性環節，而應真正將農民訴求融入治理目標設計、政策執行與效果評估的全鏈條。

統籌治理資源分配。農村資源匱乏與配置低效是制約治理效能提升的突出矛盾。黨組織要發揮資源整合優勢，通過跨層級、跨部門協同機制，推動政策、資金、技術等要素向基層傾斜。例如，建立縣域統籌的資源下沉清單，明確教育、醫療、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優先支持方向；通過黨建聯建機制引導城市優質資源向農村流動，形成城鄉互補、協同發展的資源配置格局。同時，需注重培育農村內生資源，挖掘鄉土文化價值、激活傳統治理智慧，實現外部支持與內部動能的良性互動。

黨建引領農村基層治理現代化的理論邏輯

新時代鄉村治理呈現出主體多元化、訴求多樣化、技術賦能化的復雜特征。黨建引領需突破單一維度思維，立足治理現代化的理論目標，構建“政治―社會―技術”三位一體的理論框架。

以政治邏輯夯實黨的執政根基。基層政權建設是黨密切聯系群眾、鞏固執政基礎的重要載體。黨組織通過制度化渠道將農民納入國家治理體系，實現政治認同的持續強化。具體而言，需在以下層面深化實踐：一是通過黨員聯系戶、主題黨日等活動強化黨群情感紐帶，將黨的意識形態轉化為農民可感知的實踐行動；二是通過政策供給滿足農民最迫切的民生需求，例如完善社會保障體系、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，以實際成效鞏固群眾基礎；三是通過法治化手段規范治理行為，將黨的主張與法律法規相結合，確保治理過程公開透明、治理結果公平正義。

以社會邏輯構建治理共同體的價值紐帶。農村社會的“差序格局”與“鄉土倫理”為治理共同體建設提供了文化基礎。黨建引領需注重傳統治理資源的現代轉化：一方面，通過弘揚孝老愛親、鄰里互助等傳統美德，強化農民對集體價值的認同；另一方面，通過現代治理理念引導農民突破宗族、地域等傳統關系網絡，形成基于公共利益的廣泛共識。警惕個體原子化傾向，通過公共空間營造、集體活動組織等方式重建社會聯結，培育農民對村莊共同體的歸屬感與責任感。

以技術邏輯驅動治理現代化的數字轉型。數字技術的深度應用正在重塑鄉村治理生態。黨組織要主動把握技術變革趨勢，將大數據、人工智能等工具嵌入治理流程，構建智慧黨建與數字治理協同機制，精準識別農民需求，實現政策供給從“大水漫灌”向“精準滴灌”轉變；構建治理平臺，確保村級事務公開透明，增強農民對基層組織的信任；優化公共服務流程，縮小城鄉公共服務差距。但需注意的是，技術賦能要與農村實際相結合，避免因過度追求技術先進性而忽視農民的實際使用能力與接受程度。

黨建引領農村基層治理現代化的實踐路徑

推動農村基層治理現代化，需以系統思維謀劃制度設計，通過機制創新將黨建優勢轉化為持續發展的治理效能。

完善制度供給體系。制度是效能提升的基礎保障，構建適應農村特點的治理制度框架，需明確黨組織在村級治理中的領導地位，細化其在重大事項決策、資源分配、監督考核中的權責邊界；完善村民自治制度，賦予農民更多實質性參與權利；建立容錯糾錯機制，鼓勵基層干部在治理創新中大膽探索，為改革實踐提供制度容錯空間。同時，加強制度執行監督，確保治理規則從文本轉化為實踐。

深化治理能力建設。基層黨員干部的能力素質直接關系治理效能，需從三方面發力：強化政治教育，增強政治素養，筑牢黨員干部的理想信念；提升專業能力，強化核心本領，培養復合型治理人才；優化隊伍結構，吸引青年人才投身鄉村治理，同時注重從返鄉創業人員、退役軍人等群體中發展黨員，培育既懂農村實際又具創新思維的治理隊伍。

創新協同治理模式。治理現代化要求突破政府主導的單向思維，構建多方主體協同共治的治理體系。強化黨組織統籌功能，通過黨建聯席會議、區域化黨建平臺等機制，聯結企業、社會組織、新鄉賢等治理資源；培育農村社會組織，通過政策扶持、能力培訓等方式激發其參與公共服務的積極性；探索“黨建+信用”“黨建+公益”等新型模式，將治理目標與農民個體利益有機結合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性循環。

（作者郭圣莉系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、博士生導師，武博正系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）

(責編：金一　簽發：王立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