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層治理現代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石。在基層社會治理中堅持和發展“楓橋經驗”，是我國完善社會治理體系的一項重要方略。“楓橋經驗”歷經60余年創新與發展，始終保持人民性、參與性、創新性特色，抓源頭、建制度、求長效，新時代“楓橋經驗”以“大平安”促“新發展”，成為基層治理現代化可推廣與借鑒的典范。

以人為本——

基層治理現代化的人民性

現代化的根本是人的現代化。人民群眾作為現代化的主體，他們的所思、所求、所為決定了現代化的主調與走向。當下，“平安”是人民的最大需求，“發展”是人民的最高期待。實現中國式現代化，就要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指導思想，從“大平安”建設入手，促進中國社會的新發展。

作為“大平安”建設的經典范例，新時代“楓橋經驗”建立了一整套平安聯動、平安創建的制度，并實現了四個轉向：從重“維穩”轉向重“維權”，從重“信訪”轉向重“信法”，從重“治安”轉向重“平安”，從被動應對安全轉向主動建構的“積極安全”。“大平安”建設旨在保障在任何風險與危機挑戰的情景下，實現五個更加（經濟更加發展、政治更加穩定、文化更加繁榮、社會更加和諧、人民生活更加安康）總目標與六個確保具體目標（確保社會政治穩定、確保治安狀況良好、確保經濟運行穩健、確保安全生產狀況穩定好轉、確保社會公共安全、確保人民安居樂業）。

當前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，國家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新挑戰，我們不得不對和平與安全、發展與安全的關系作深度反思。首先，和平不等于安全的全部，安全不僅指“沒有戰爭”，還指免于一切風險、危機、災害及突發事件的秩序狀態。其次，發展不等于安全的全部，“發展不科學”甚至“惡性循環式”發展，會帶來竭澤而漁、大規模自然災害等重大難題。為此，“安全在先”、“安全是發展的前提”成為新的共識。高水平安全與高質量發展才是我們要追求的目標，其特殊意義正是為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提供了現實可行的實踐樣本。

以多數人為基——

基層治理現代化的參與性

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，這一基調決定了基層治理現代化的廣泛參與性。“楓橋經驗”產生并推廣至全國以來，人民群眾的廣泛參與及自我提升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一種特質。參與的廣泛性蘊含著創新的豐富性。楓橋人“靠富裕群眾減少矛盾，靠組織群眾預防矛盾，靠服務群眾化解矛盾”，形成了獨特的參與式治理經驗。在全國各地的社會治理實踐中，人民群眾更是運用智慧提升認知、化解矛盾、創新經驗、刷新格局、共享成效，在提高社會治理質量的同時，通過“說事、議事、主事”實現“自我提升、自我轉型”。人民群眾廣泛參與到社會治理現代化進程中，恰恰是“多數人現代化”的偉大實踐。

基于“楓橋經驗”的深化與推廣，“健全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”成為我國社會治理的基本目標，繼而涌現出一批基層社會治理新模式。例如，浙江省嘉興市通過出臺“三治融合”的《工作方案》、《實施意見》、《建設規范》，破解基層自治空間缺少、法治觀念淡薄、社會道德滑坡問題。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自治為本，提升村級組織治理能力和水平；以法治為基，推動現代規則在鄉土社會生根發芽；以德治為根全方位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，開創“三治融合”山區樣本。

基層是一個由眾多治理主體聚合性關聯的一體化網絡，也是承載改革發展穩定任務、貫徹黨和國家各項政策、落實國家治理基礎性工作的責任平臺。這需要推動“楓橋經驗”由鄉村治理向城鎮、社區治理延伸，而基層社會治理“三社聯動”正是基于“楓橋經驗”的又一種創新。

“三治融合”、“三社聯動”等一系列創新，改變了基層自治活力不夠、基層法治硬度不夠、基層德治氛圍不夠的狀況，也為基層治理現代化提供了頗有價值且可供推廣的參考。

以中國特色為要——

基層治理現代化的創新性

新時代“楓橋經驗”作為本土化中國經驗與智慧，具有鮮明的“中國特色”，其孕育發展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相連。“楓橋經驗”歷經社教運動、社會治安、社會管理、“大平安”建設四個階段，其內涵的早期概括是“小事不出村、大事不出鎮、矛盾不上交”，新時代概括是“服務不缺位、平安不出事、矛盾不上交”。其內涵提煉與話語變化伴隨著“楓橋經驗”的三次飛躍：從社會管制的經驗，提升為社會管理的經驗，再創新和發展為社會治理的經驗。

從浙江的實踐看，基層治理現代化的路徑開拓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。

在源頭治理上，以黨建為統領，健全為民辦實事長效機制，形成“群眾提、代表定、政府辦、人大評”的工作格局；成立社會風險評估促進會，建立重大決策社會風險評估機制；推進基層協商民主制度，創造具有多元、包容、理性、程序化等特點的協商民主新形式；構建一個縱向到底、橫向到邊、組織完善、平臺健全、人員齊備的社會心理服務工作網絡。

在多元治理上，以人民為主體，在城鄉社區開展平安建設，通過實現無數個城鄉社區的“小平安”，促進整個社會的“大平安”；動員社會組織協同平安建設，使社會治理重心下移；暢通和規范志愿者參與社會治理的途徑，助推平安建設；以“老鄉管老鄉”、“外警協管外來人口”、“兩地共管”等方式，創新流動人口參與平安建設；通過政府購買服務，引導市場力量共建平安建設。

在依法治理上，以公平正義為原則，堅持立法引領，深刻總結基層社會治理多發的矛盾糾紛，在回應民意、多方論證的基礎上開展立法和政策制定工作；強化司法保障，優化“一站式”司法服務平臺，全面實施“陽光司法”、“陽光執法”；推進民主建設，持續規范基層選舉制度；激勵全民守法，開展“民主法治村（社區）”創建等。

在智慧治理上，以共建共治為導向，統籌政府、市場、社會力量，“數智賦能”網格化社會治理，搭建綜治工作、市場監管、綜合執法、便民服務四大平臺；打造“信訪超市”、“無差別受理窗口”，創新政務服務“最多跑一次”、社會治理領域“最多跑一地”；構建“在線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臺”，依托“浙江解紛碼”創新調解方式，打造網上“楓橋經驗”；以“平安指數”衡量各地社會治理水平，推進“數字法治、智慧司法”，探索“自治、法治、德治、數治”的“四治融合”新模式。

隨著基層治理體系和基層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不斷推進，社會治理社會化、法治化、智能化、專業化水平的提高，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將不斷增強。而新時代“楓橋經驗”的深化與發展，必定能加速推進我國基層治理現代化的進程。

（本文系國際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“非傳統安全風險與全球治理”〈項目批準號：24&ZD296〉階段性成果）

（作者系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、浙江大學非傳統安全與和平發展研究中心主任）

(責編：王燕華　簽發：王立國)